最近,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建超大对撞机在科学界闹得沸沸扬扬,并逐渐演变成公共话题。前有华裔数学家丘成桐表态支持中国建造超大对撞机,后有华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撰文《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》,又有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称“建大型对撞机正当其时”……
一时间,媒体、网友甚至普通民众纷纷站队,各抒己见。人们兴奋于“亲自参与重大科研项目的决断”,也“坚信真理越辩越明”,最重要的是“科学界大咖们毫不留情地开撕”是多少年都没见过的场景。
而在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刘兵看来,这只是一次具有偶然性的讨论,我国科学项目决策的讨论机制并没有建立。他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:“希望未来能建立公开透明的讨论系统,让重大项目的上马下马制度化。”
如果说科学史上有哪个事件与当下“中国要不要建大型对撞机”的争议类似,那一定是美国历史上的超导超级对撞机事件。
超导超级对撞机(Superconducting Super Collider,简称SSC),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提出的大科学项目,它在1983年6月正式提出,目的是为了使美国重新取得世界基础物理学界的领先地位。它初期预算为30亿美元,后期增长到110亿美元。这个项目启动后,SSC在德克萨斯州挖掘了近23千米隧道、耗资近20亿美元,大批的物理学家参与这项工作。但是1993年10月,这一项目因耗资过于庞大被美国国会投票否决,此后国会又拨款6.4亿美元用于隧道填埋、人员安置等善后工作。